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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基层法院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的衔接与构建
作者:满洲里市人民法院 赵振锐  发布时间:2016-04-27 09:15:38 打印 字号: | |
  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种矛盾纠纷逐渐增多,群体性事件的大量增加,一些矛盾纠纷直接反映到诉讼阶段,给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单纯依靠诉讼手段调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矛盾纠纷,不但法院难以承受,而且处理效果较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2012年下发了扩大试点总体方案,进一步规范了相关工作;201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周强院长指出,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司法发挥保障作用、推进国家立法进程”的新“三步走”战略,加快推进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程。经过多年的摸索和运作,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走出了一条尊重规律、循序渐进、务实稳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之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四川省眉山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但也应该看到,各地法院在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上,工作推进不够均衡,良莠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机制的运行和发挥作用。基层法院必须认清形势、抓住机遇,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落实会议精神,准确定位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功能和地位,充分发挥“推动”和“保障”作用,为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框架

   近年来,全国、全自治区许多法院都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上做了有益探索和实践,作为综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尝试,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此轮司法改革进程中意义重大。

    (一)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

   目前,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主要以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矛盾,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增强,极易引发群体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以满洲里市人民法院为例。2014年以来,满洲里市法院排查信访隐患案件52件,领导干部通过重点约访、定点接访、随机接访、带案下访等方式接访当事人56人次。面对各种信访形式,这就需要形成多方参与的矛盾纠纷调解格局,构建大调解网络,把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综合起来,联调联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增强对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确保调处成功率。

   (二)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适应立案登记制改革的需要

   5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从立案审查制转变为立案登记制,从对起诉的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到仅仅对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进行一般性核对,在客观上扩大了受案的服务。满洲里市人民法院自2015年5月1日实施立案登记制以来,案件比2014年同期上升223件,同比上升33%,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案多人少的现实使法院不堪重负。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通过各部门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办案压力,适应多元化社会的司法需要。

   (三) 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适应不同类型纠纷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需要

   随着案件数量的上升,案件类型趋于多样化,不同类型纠纷对纠纷解决机制有着不同的需求。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纠纷不仅仅是法律纠纷,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很难“一判了之”,即使是通过诉讼调解结案,也未必能案结事了。有的法院因过度强调诉讼调解,片面追求调解率,致使一些审判人员采取不正常手段强调压调,忽视自动履行率、降低调解质量,使调解案件强制执行率不断升高,同样不能案结事了。

   (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意义

   当前,各地根据自身特点,探索出的“眉山经验”、“莆田模式”、“荣昌模式”等备受社会各界好评。全面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让法院在发挥解决纠纷作用的同时,通过诉调对接、效力赋予、人才培养、参与立法等途径,让更多的矛盾纠纷通过规范、中立、胜任的非诉解决纠纷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实现有效解决争端的功能和价值。法国社会学家罗杰·科特威尔认为,审判程序非常不适合具体考虑由多种问题引起的诉讼,……诉讼程序使许多冲突因过于简单化而歪曲了事实[ [英]罗杰·科特威尔著,潘大松等译:《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的方式有时甚至可能把矛盾激化升级,导致问题走向反面。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往往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从纠纷的起因入手,理性兼顾感性地对事实进行分析,协调当事人双方利益,寻求共同利益交接点,能够将对抗性减少到最低限度,使纠纷得到真正解决,因此较之诉讼在促进社会和谐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还是对于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维系,都具有诉讼所不及的特殊价值。

   二是有利于解决多元主体多元价值理念、多元行为模式的多元解决纠纷需求。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的不同以及利益的分化使得人们在解决纠纷时也应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所以,现代化的纠纷解决体系应该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它应当是一个能够相互协调、互补促进的动态调整纠纷系统。既能够满足社会主体多样化需求,又能彻底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社会主体对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直接促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社会主体在价值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使得他们对待不同纠纷解决方式必抱有不同的态度或偏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在这一理念下产生的,它不仅能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谐共存,而且其本身拥有众多类型和方式可以充分满足不同社会主体对纠纷解决的不同喜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同类型,体现着社会主体不同的价值追求。

   三是有利于强化社会纠纷解决的能力,促进新式社会关系和社会调整方式的形成。在现代社会,由于司法不仅具有解决各种冲突和纠纷的权威地位,而且司法裁判乃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司法的公正来具体体现,因此,司法公正始终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多元化的纠纷解决理念将正义与司法区分开来,重新理解和解释正义的内涵,使公民有机会获得具体而符合实际的正义,即纠纷解决的权利。可以说,法院的判决为社会提供了纠纷解决的交易基础,而绝大多数的纠纷应交由当事人或其他团体组织根据这一基础、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实现社会对公正的追求。同时,司法与非诉讼纠纷解决相衔接,把纠纷解决的功能从单一的司法向多元化的解决渠道转移,可以强化社会纠纷解决的能力,促进新式社会关系和社会调整方式的形成。

   四是有利于充分利用有限的诉讼和社会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的诉讼效益。诉讼中使用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思维往往与社会规范以及人们日常性思维存在一定差距。“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判决结果过于刚性。看似合法的结果有时并无法使纠纷“合理”解决,特别是在涉及人身或身份关系的领域,诉讼往往在解决纠纷的同时,彻底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乃至基本的道德规范,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身的灵活性恰恰能够避免诉讼有可能带来的不利结果。以法律为基本框架,以基本的道德规范为底线,加入情与理的分析,全面综合考量,提出最佳解决方案,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最大限度的使纠纷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

   二、我国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地方困境

   我国在长期的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已经建立起一套解决社会纠纷的机制、制度和方法,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各自重要作用,起到了与诉讼机制相辅相成的补充作用。但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社会纠纷总量过大,现有力量不足以应对现有社会纠纷。一方面,当前我国法院的有限资源要面对过量的诉讼案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诉讼案件持续增长,从绝对数量上来看,我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诉讼大国,出现了所谓的“诉讼爆炸”现象;另一方面,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潜力未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与诉讼的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种类单一,在社会生活中未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其解决法律问题的潜能还远远没得有发挥出来。这一切都造成了诉讼案件运行不扬、效率降低,诉讼迟延的现象屡见不鲜。

  二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完善和配套。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调解、仲裁等纠纷解决机制皆存在较大缺陷,实际运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在司法实践中,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不完善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使得找国的纠纷解决机制整体上的防控及处理纠纷的能力较差,尤其是面对激烈冲突和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更显得力不从心。

  三是纠纷解决机制的机构和程度协调度不好。目前,我国解决社会纠纷的各机构之间未能统一协调,程序上也未能建立恰当衔接。国家将主要资源集中配置于正式的诉讼程序,对其它纠纷解决方式的制度建设重视不足,投入相对薄弱。诉讼与非诉讼方式之间未形成有效的衔接。此外,当事人对非诉讼程序的功能、程序和优点不够了解,难以利用。最后,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与抑制防范机制未能形成协调和统一,存在看一定程度的脱节。

  三、满洲里市人民法院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初步探索

   满洲里市人民法院连续多年被满洲里市委、市政府评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实绩突出集体、信访工作先进集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等,主要领导也被自治区政法委评为信访工作先进个人。这与满洲里法院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有益探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举措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中心,积极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满洲里市人民法院从立案、审查、受理、开庭、调解、判决、送达以及优质服务、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各环节入手,用有效的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使所判决的案件经得起检验。

    1、强化立案调解功能。发挥立案庭分流矛盾纠纷 “第一关口”的作用。一是加大诉前调解工作力度,对未经诉外调解程序的案件,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或行业调解等诉外机制先行调解。2009年以来,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满洲里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激增,其中大量是集团诉讼。满洲里市人民法院启动诉前调解程序,由法院副院长、立案庭庭长、信访办主任亲自接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动之以情,晓之以法,努力为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通过对重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前介入进行调解,及时化解纠纷,避免了诉讼,带动了一大批类似案件的顺利解决。二是强化立案后的引导速裁功能,通过发送调解建议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等,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三是强化委托调解功能,经当事人同意可委托和邀请法院以外的调解组织或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的地缘、人缘和专业优势提高调解成功率。对人民调解达成协议的,要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当协议不能按期履行时,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完善诉讼调解制度。一是建立案件分类调解制度,对各类诉讼案件,根据案件类型特点,确定先行调解的案件范围。二是建立各环节的梯次调解制度,规范庭前调解、庭审调解、庭审后调解等环节。三是建立全面调解制度,各类一审案件,要坚持调解优先,力争以调解方式解决,努力实现定纷止争,将矛盾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涉诉信访案件,原审判庭要与信访部门共同负责调解,通过解疑释惑做好息诉服判工作。通过上述工作方式,满洲里市人民法院调解率达到70%以上,达到了以调解的方式定纷止争的目的。同时,满洲里市人民法院积极推进预约开庭、假日法庭、巡回审判等工作,让“刚性”的法律权威与“柔性”的法官情怀相结合,切实给予当事人人文关怀,使当事人能够服判息诉罢访,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如:唐某是满洲里某木材加工厂的工人,他在锯木头时不慎将左手据伤,木材厂却明确表示不予赔偿,他只好诉至法院。法官主动来到木材厂,为工人普法,和厂领导谈心,细致入微的工作方式最终感化了厂领导,当即给付了赔偿款。通过积极开展街头法律宣传、“送法进社区”、“送法进企业”活动,切实促进基层社会管理的完善;对在审判、执行、信访等工作中发现的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及时向党委、人大、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堵塞社会管理漏洞,避免或减少因社会管理不当引发的矛盾纠纷。

    3、推进执行和解工作。在执行和解工作中善于发挥执行和解的作用和优势,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和缓解、化解矛盾纠纷。特别是涉及稳定、涉及发展的“执行难”案件,更是努力加强执行和解工作。2014年,满洲里市人民法院执行和解案件达到187件,和解率为34.76%。2015年1-9月,执行和解案件达到66件,和解率为325.79%。

    4、加强诉讼程序和环节中的全面调解。一是加强行政诉讼协调工作,高度重视行政案件的协调和解工作,通过协调、和解实现案结事了。2014年,经法院协调,行政案件撤诉率达55%,2015年1-9月,行政案件撤诉率达75%。超过半数的行政案件以撤诉的形式结案,化解了官民矛盾,不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推进了依法行政和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加强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从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出发,引导被告人与被害人或其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调解协议,使受害人或其亲属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2014年,满洲里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结案71件,调解率达到了92.96%,2015年1-9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结案46件,调解率为85.19%,努力将矛盾化解在了最基层。

   (二)注重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科学布局涉诉信访工作。

    1、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努力充当主力军、推动者,加强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法律指导,积极推动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同时,积极参与全市敏感案件的调解、化解工作,与各职能部门一起共同做好民调工作。努力强化干警的全局意识、忧患意识、严格执法意识,增强做好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面对严峻的涉诉信访形势,不回避,不埋三怨四,不止步不前,不围追堵截,心怀群众疾苦,勇于克服困难。实现信访工作人人有责任、人人有担子,形成全院上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大信访工作格局。

    2、采取“立案信访一站式服务”、温馨诉讼指导、诉前保全“快车道”、院长接待日等一系列举措,深化立案、信访文明窗口创建活动。在信访工作中,推行全面排查、包案到人、定期研究、集中解决等方式,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做到一个案件、一套办法,强化落实,努力解决群众诉求问题。

   3、扎实推进“千名法官下基层”活动和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 “千名法官下基层”确定了开展审判“七进”(进社区、农区、牧区、林区、企业、机关、学校)活动,促进矛盾纠纷化解;开展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和人民陪审员活动,主动接受监督;开展走访群众活动,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开展帮扶活动,通过走访,院领导和每一名下基层法官至少确定一个帮扶对象,并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开展司法建议活动,强化司法服务功能。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确定了完善院长接待日制度,每位院长在每周都有固定的接待日,并安排专人负责法庭的日常信访接待工作;完善领导包案责任制,每位院长对主管庭室产生的信访案件进行包案,直至“案结事了”; 落实“一把手”责任制,确保人员、时间、效果三落实;建立领导干部约访制度,及时主动预约重要信访事项的信访人或代表接谈信访事项;配合联合接访活动,解决疑难信访问题,通过多种渠道,化解社会矛盾;建立领导干部回访、下访制度,主动接近群众,掌握信访隐患案件、受理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直至“案结事了”。

  四、对基层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衔接与构建的思考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基层法院必须以此为契机,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1、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涉及到许多方面,许多部门,非某一部门所能单独完成,实际上,许多方面要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协调或推动。法院要继续争取党委对诉调对接工作的重视和关心,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政协的帮助,及时主动汇报对接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争取解决实际困难,并积极争取将诉与非诉对接工作作为全市一项全局性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2、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推动作用。目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需完善,缺乏组织、经费、人员保障,这使得人民法院要在该项机制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尽管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调重视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但绝不是弱化法院的地位和作用。司法具有特殊职能和强制力,司法最终原则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所以,要构建一个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向导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充分发挥法院的积极作用。法院除了自身机制、提高司法能力外,还应对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形成、发展发挥促进和保障作用,还要承担司法向导、确立准则、传递信息、提供便利、给予支持等功能[ 陈荣:《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功能》,载于《人民法院报》,2007年10月11日。

]。

     3、借鉴先进经验与总结现有成熟经验相结合,在具体程序、制度、效力方面进行统一衔接。“纠纷解决及机制的形成,永远是一个实践先行的动态发展过程。”只有“先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在时机成熟后再通过法律确定这样一种纠纷解决体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每一种具体制度、程序的地位、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基本程序、效力、相互间衔接及司法审查的方式和程序。” 因此,我们要更加注意及时把成熟的经验、做法、机制和制度转化为规范,使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各种方式、各部门的分工、配合与衔接问题有统一的规定。

   (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1.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力度。一是提高全社会对深化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具有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作用,增强全党全社会对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作用,宣传介绍仲裁、人民调解等非诉解决方式经济、方便、快捷、对抗小的优势,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解决方式解决纠纷,转变“解决纠纷就要打官司”的观念,从而分流诉讼案件、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

   2.以“三调联动”为平台,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思路,坚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党委、政府把贯彻落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综治领导责任制范畴,纳入党政领导落实综治工作绩效档案内容,纳入行政机关效能监察和公务员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成立党委、政府“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由某部门(如综治委)牵头,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指导“三调联动”工作,并对该项工作进行宏观部署、政策调研、综合协调、检查指导,注重领导带动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作用。人大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视察检查,督促指导,总结推广有益的经验做法。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能,积极主动参与纠纷解决,明确责任,研究制定本部门受理相关纠纷的操作规程,做到有事必调,调必有果,限期解决,登记在案,对重大或疑难纠纷实行听证制度,确保调解或裁决公平公正。司法机关积极做好参与、监督和支持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培训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技能。对人民调解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件,及时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审理,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探索建立法院“社会调解”模式。

     一是建立与人民法院对接的部门、行业或社会组织,如在劳动监察大队、交警大队、医院、街道办事处等增设调解联络室,人员由法院工作人员和所对接的部门、行业工作人员组成。

   二是积极推动综治办在各辖区内成立多元化调处纠纷指导员,人员由法院相关工作人员担任,负责协调法院与街道的对接工作。法院得以“名正言顺”指导街道办事处开展对接工作,避免一些行政部门的“不主动”现象。那么,法院将能够以街道办事处为中心,搭建法院参加社会调解的平台,并辐射到各个社区。

   三是吸收人民调解员为人民陪审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下发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的精神,人民陪审员的数量可以适当高于本院现任法官人数,并且可以依照法律有关规定,独立对案件进行诉讼调解。因此,任命人民调解员为人民陪审员,首先可以让人民调解员在参加审判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政治素质、业务水平、法律知识和调解能力;其次,在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非诉部门的调解员又是人民陪审员,体现了身份真正对接,能够更好地发挥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和功能。最后,调解费用可以从人民陪审员专项经费中支出,解决了人民调解员的经费难问题,一举多赢。

   四是积极推动党委、政府利用计算机网络搭建社会大调解平台。法院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促使党委、政府尽快建立覆盖整个区的计算机网络矛盾调处中心,搭建社会大调解平台。具体运行方式为:计算机网络矛盾调处中心负责统一接收各单位、部门、组织或行业发出的邀请有关部门、单位或组织协助调解的信息,并及时发送到受邀方,受邀方在规定期限内网络答复或派人协助调解。同时调处中心还负责对全市大调解工作具有组织、协调和管理职能,负责对全市调解工作的计划部署、典型推广、督促检查、定期通报、考核评比等工作。规范和统一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对接范围、对接主体以及衔接相关的工作制度。

   要建立健全衔接工作的调解指导、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纠纷移送、督促考核、奖惩等制度。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实现:一是程序上的对接,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诉前劝导、诉前调解、诉中调解、诉后调解衔接。二是实体上的对接,法院要做好对非诉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工作,确保非诉调解协议的司法效力。三是保障救助上的对接,对调解未成的纠纷再向法院起诉的,在立案、审理受理上应有优先权,建立速裁机制,完善化解矛盾纠纷“绿色通道”,以使纠纷当事人得到及时的司法救助。

   4.加强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定期指导与沟通。

   法院要积极开展法官进社区、进企业,开展案件巡回审理和巡回指导,通过力量下沉和服务前移,建立完善司法服务网络、便民诉讼网络、纠纷化解网络,有侧重点地搭建工作平台,定期向基层调解组织提供典型案例、邀请基层调解组织人员参加旁听观摩或参与诉讼等手段,负责向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社区、企业负责人提供指导,提高基层调解人员依法解决纠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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